Posts Tagged: 中国

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模式

茅于轼

(本文来自FT中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曙目的巨大成就,可说是近一百多年来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事件。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中,摆脱贫困成为富裕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还不得不经受贫困之苦。而中国在不长的30多年中,从人均GDP排全球末位上升到中高收入水平,已经面目全非,名符其实地成为“新中国”。因此中国模式能不能在其他国家推广,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中国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未必具有普遍意义。而且这条道路能不能走到底,最终成为发达国家,还是一个未知数。

起点公平和终点公平不能兼顾

茅于轼

(本文来自FT中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经济活动中的起点公平就是机会均等,没有特权。你能做的事我也能做;我不能做的事你也不能做。没有什么事只有你才能做不让别人做的。你能开银行,我也能开银行。你能进口石油我也一样可以,如此等等。没有特权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这一点在中国还远未能做到。有不少行业只有国家能办,普通老百姓是不能办的。比如上面提到的开银行,进口石油等等。经济活动之外的特权也一样,有些人有特权,杀了一个外国人都可以伪造证据,公安机关帮助他隐瞒起来。杀中国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大家对特权非常痛恨,变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即使如此它还是顽固地存在着。它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现在该到结束的时候了。

经济活动中的终点公平就是人跟人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大家享受的衣食住行也差不多。人跟人在社会管理中有同样的机会,所能发挥的影响力都一样,在社会中有差不多的发言权。没有人有被排除在外,受压迫,被剥削的感觉。在这些平等中最重要的是收入水平的平等。因为在市场经济中钱的威力极大,有了钱方面的平等才谈得上其他的平等。不过其他方面的平等会影响到收入的平等,所以管理权,发言权的平等也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需要一致的价值观

茅于轼

(本文来自FT中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社会。一方面它有全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百姓的生活水平空前地提高了,现在平均一个人每月的工资相当于30年前一年的工资(以购买力比较)。中国人享受了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和平发展的30年(这中间的173年大体上可分为六个30年,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独一无二的和平发展的30年)。这样的成就被全世界称为中国奇迹。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恐怕也能算是极其了不起的一段繁荣昌盛时期。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情况又糟糕得出奇。政局非常不稳,维稳成了当局的首要任务。社会中各种冲突层出不穷,暴戾之气空前高涨。城管与小贩互相残杀,病人杀医生,百姓杀当官的。文革已经过去40年,但是还有人开批斗会,举着标语牌打倒谁谁谁。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废除死刑的背景下,中国还在大批执行死刑。尽管冤死了不少人,现在照杀不误。联合国号召反对死刑,但是中国大多数人赞成死刑,甚至要求恢复凌迟处死坏人,让他们知道厉害。马路上吵架的人居然把对方躺在婴儿车里的小孩举过头猛往下摔死。文化革命毁掉了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用残暴代替了仁爱,用斗争代替了礼让。道德作为社会中人与人的粘结剂荡然无存。

亲历1960年的饥饿

孙正荃

(本文来自炎黄春秋网刊外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前言:五十年后的今天再来讲1960年的饥饿以及死亡,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或许会以为那一定只是个故事。不,作为省报的一个记者,我亲历了那段可怕的甚至是恐怖的历史,我有责任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包括其中的虚伪和作假),为历史提供比官书更真实更具体的一个文本,因为对饿死三四千万无辜百姓这庄我们民族历史上没有过的滔天罪恶,至今依然羞羞答答,依然没有认真的反思,更谈不上问责,所以一点也不能认为我的记录已经是一种多余。为了表示我对历史的尊重,哪怕在细节上都不加任何修饰,所有的人物都是真名真姓。《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上发表了原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尹曙生写的一篇文章,也为本文的真实性再次提供了有力的旁证,文章说,1960年省公安厅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